小熬浆湖：武汉叙事——沧浪之歌（下篇）

鸿渐风 2023-04-3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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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梦泽

沧浪之歌（下）

文/小熬浆湖

嶓冢道瀁，东流为汉，又东为苍浪之水，过三澨，入于大别，南入于江。

——《尚书.禹贡》

作为一座城，武汉出名较晚，比那些N朝古都晚；

作为一座城，武汉历史很长，比很多大城市都长。

要将一地的历史串联起来，媒介可以是事件，可以是人物，但最合适的应该是地名，再没有什么事物能够像地名的变化那样，如此清晰并形象地勾勒出一座城市的历史影像。所以在《沧浪之歌》的收官篇里，我想回过头来梳理武汉境域范围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名称变化。每个地名都标注着自己的身份地位，涂抹了社会变迁的颜色，闪烁着开疆拓土的刀光剑影，吞咽下时代结下的果实。一串名字，恰如“大珠小珠落玉盘”，声音迸溅，锵然不息，那是一座城市历史深处的回响。

一

第一次听说盘龙城，旋即想到那位传说中“肇开混茫”的盘古，就像这次听到“方舱”，立马想到“诺亚”方舟一样。我自作聪明把这样的联想称为“信息衍射”，它总是发生在不仅字面上，而且属性上有隐约关联的事物之间。

1974年，北大历史系教师俞伟超风华正茂，他带着一批实习学生，来到武汉黄陂的盘龙湖半岛，开始针对性的考古发掘，这也是我国专业人员对盘龙城遗址的首次正式发掘。多年后，当年参加发掘的一个实习生回忆说：

到了柱础出来那天，大家都要疯了……那天天已经黑透了，可是同学们谁也不下工地，那种兴奋外行不能想象。测绳一拉，提起探铲，隔两米五打下土，噹噹噹下面是一块石头，噹噹噹又是一块石头，一揭表土，掀开就清楚了，一座二里岗宫殿出来了[1]！

二里岗文化是以郑州二里岗遗址为标志的早商文化。盘龙城考古发现证明，这里是当时商朝的南方行都，为商朝向南扩张中打下的第一根楔子，是武汉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城堡遗址。这一发现直接将武汉的城邦历史前推到3500年前。 到了改朝换代后的公元前1120年左右，周武王分封燕召公，建立燕都，北京加入华夏城邦俱乐部的行列，比盘龙城遗址晚了约400年。

盘龙城遗址的发现与年代确认是一件大事，俞伟超和同学们兴高采烈，稍后他们去湖南，路过黄锡全同学在江陵的家，师生们踏着泥泞的道路冒雨去了他家，黄母提前杀掉年猪，款待珍贵的客人[2]。

俞伟超是我国水下考古、航空考古、环境考古等新学科的奠基人，被誉为“新考古学派”的开拓者和考古界的思想家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任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；黄锡全同学后来成为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，曾主持随州曾侯乙墓及江陵纪南城遗址的大型考古发掘工作；上面那位回忆盘龙城考古发掘的北大学生名叫张承志。你猜对了，就是那位写了《黑骏马》《心灵史》的知名作家张承志。

盘龙城发掘的大量实物和遗迹告诉我们，这里就是武汉城邑历史的源头；是中原文化在长江流域生根开花的结果，是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的早期亲密接触；在盘龙城遗址发现了大量的青铜器，证明这里也是华夏青铜文明的发轫之地。这一点要特别满怀自豪地说两句：与武汉尽在咫尺的大冶，有着国家文物重点保护单位——“大冶铜绿山古矿冶遗址”，古矿冶遗址的发现是改写世界冶金史的大事件，这里是创造中华民族灿烂青铜文化的故乡。当时的铜矿属于十分紧要的战略性资源，就像如今的石油资源一样（想想大国在中东的角力吧）。商朝南下，以及此后春秋战国持久的争霸战，控制这一资源地域的战略意图十分显豁。这是另文讨论的话题了。

这座孤悬南地的商王朝桥头堡，存在了约200年，在“南蛮”袭扰、水土不服的情势下，最终还是被弃置。可见从古到今“农村包围城市”都有辉煌记录。

周以前的历史地理多无可靠文字记录，史籍没有什么关于这座城的记载，我们至今不知这座城当时叫什么名字。

下：盘龙城国家遗址公园；中：古城遗址；上：发掘出的青铜器。

二

在今人看来，盘龙城之后绵延千年的时间长河里，武汉这方土地处于寂寂无名的状态。按照史书的说法，直到刘邦得了天下，武汉这地方才有了正式“户口”。《汉书.地理志》载：“江夏郡，高帝置。属荆州。户五万六千八百四十四，口二十一万九千二百一十八。县十四：西陵，有云梦官。莽曰江阳。竟陵，章山在东北，古文以为内方山。郧乡，楚郧公邑。莽曰守平。西阳，襄，莽曰襄非。邾，衡山王吴芮都。大，故弦子国。鄂，安陆，横尾山在东北。古文以为陪尾山。沙羡，蕲春，鄳，云杜，下雉，莽曰闰光。钟武。侯国，莽曰当利。[3]。”

所领14县中，除了“竟陵”“安陆”“蕲春”等我们熟悉的名字，列第9位的是“沙羡”。这就是各种资料中说的“武汉地方建制始于西汉，为江夏郡沙羡县地”的出处。时间为高帝六年，即公元前201年。此时的江夏级别是郡（注：历代有学者如全祖望、王国维等另持“武帝元狩二年”设置说，把江夏郡设置的时间推迟到了公元前121年），江夏作为地名出现的年代则更早，屈原《九章.哀郢》有句：“去故乡而就远兮，遵江夏以流亡。”《哀郢》可能写于白起破郢之际，那就是距公元前278年不远的事，比高帝置江夏郡早了约半个世纪。

比较广泛的说法是：“公元前350年，楚宣王熊良夫二十年(周显王十九年，)于涂口(今武汉市江夏区金口)置沙羡县，境域属之（此说在多种方志中都有，如江夏、咸安等的地方志中）。”言之凿凿，即谓前350年到刘邦在前201年“置沙羡县”这149年间，此地本来就叫沙羡。但都没列出所据史料，显为辗转转抄。我查了《史记》《汉书》《后汉书》等，也没找到直接的证据。皇天不负，终于让我在荀子那里找到了一条直接证据。《荀子集解》中说：“今秦南乃有沙羡与俱，是乃江南也[4]。”

盖荀子生卒年代在战国时期，有学者考证其写作《强国篇》是前255年后的事，也就是说，其写的是前255年之前的事。另有私人藏家所藏秦兵器上的“沙羡”铭文可为佐证，知在秦治下此地叫沙羡无疑[5]。这是沙羡名称在前201年之前就存在的铁证。历史进程与此说完全吻合：“白起攻楚，拔鄢、邓五城。其明年，攻楚，拔郢，烧夷陵，遂东至竟陵。楚王亡去郢，东走徙陈。秦以郢为南郡。[6]。”这是前278年的事，屈原因此而自沉汨罗。南郡，时辖湖北荆州、安陆、汉阳、武昌、黄州、及襄阳等地，治江陵。沙羡一直属南郡。秦始皇元年（公元前246年），正式分天下为36郡，南郡在列。

有没有更早的史料记载呢？想起鲁迅支支吾吾回答祥林嫂的的话：或许有吧......

虽然没找到“前350年......”的证据。但在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件——商鞅二次变法，这一年，在商鞅主导下，“......并诸小乡聚，集为大县,县一令,四十一县。为田开阡陌[7]。”。主要内容是废井田开阡陌，在全国推行县制，这是秦国走向鼎盛的开始。周王朝中后期春秋战国时（公元前约700年到前200年之间）治理体系的改变，是一个从分封制（封建制）向郡县制转变的演进过程，从最初楚、秦的摸着石头过河，到不可逆转地遍地开花，沿袭至今，“百代都循秦政制”绝不是一句逛语。

诸侯列国中，秦、楚、晋都较早推行了郡县制。楚国是最早推行县制的，最鼎盛的时期，曾经将灭掉周边40余个小国，“灭国置县”，小国的国君当了县长，但非世袭，这是个巨大的进步。到秦始皇一统天下设36郡时，南郡主要涵盖了原楚国疆域。无论是秦三十六郡中的南郡，还是后来西汉初年的江夏郡，其治下都有一个沙羡县。后来者无一不是捡的现成便宜，包括沙羡这样原来的地名。

直到大汉开国，沙羡成为史书有载的县级治所，此后在如《旧唐书》《宋书》《水经注》《三国志》《读史方舆纪要》等各类史籍中，沙羡地名的出现就很稀松平常了。

春秋战国时期是废分封改郡县的孵化培育期，最初县比郡大，县辖郡。而非郡县制成熟期的郡辖县。沙羡县治所设金口（涂口），后来设武昌（夏口城），包括了很大一片地方，现在的武汉也未必有它大。在至少大几百年的岁月长河里，沙羡治所所在地都是武汉境域的政治、军事、文化中心，有史家赞其为“江南第一都会”，就像今天的江夏区被称为“楚天第一区”一样，美誉也会世袭。

武汉市江夏区金口（原沙羡治地涂口））长江边槐山矶明嘉靖年间所建古驳岸

沙羡的“羡”不读xian，而是读yi。注意了，这“羨”字下面是“氵”，三点水，而“羡慕”的“羡”是两点水。

清代文字训诂学大家段玉裁的《说文解字注.卷八》中有注：“墓中道曰羨道音延。亦取㴱長之義。若江夏郡沙羨縣、音夷[8]。”这里取的是“羨”字多义中的一义，就是墓道、水下隧道，古人相信这是“灵魂通路”。而沙羡，特指沙槽样的河床。如今江夏区政府所在地纸坊，就有一条沙羡街，与熊廷弼街比邻。制作沙羡街路牌者还是有文化的，注音为sha yi ,我看网上有年轻人在问是不是弄错了。在1950年出台的《汉字简化方案》中，“羨”“羡”合二为一，没有“羨”字了！当年文化扫盲，办“工农识字速成班”，字的形状要简单，笔画少一笔是一笔，一些汉字承载的历史文化信息随之“简”掉了，书法家和学究们偏爱繁体字是有原因的。

地名的连续性已然缺环。即使是公元前350年，也就是迄今2300多年前就有了沙羡地名，其与3500年前的盘龙城之间，还隔着约1200年的超长岁月。武汉境域在这1200年里没有见诸于史料的地名，这不符情理。遥想当年，春秋五霸、战国七雄们你方唱罢我登场，地理版图变来变去。有版图就有区划建制，有区划建制就有地名，和“网络”一样，没有法外之地。名字一直在那，只是我们不知道。

沙羡境域范围在之后的两千多年里，地名早经过了很多次变化，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称谓，如：郢州、汝南、郤月、沌阳、汉津、沔州、夏汭、鄂渚、鄂州、江夏、武昌、夏口等，有的地名取消了又恢复，有的互相交换，换主子就换名称，换名称又多伴有所辖境域的变更。“行政级别”也是升升降降，时高时低，绕得人头晕。这些换来换去、分分合合的变迁要说清楚，应该是一本数万字专著的体量。不敢洋洋洒洒，只好简简单单，拣最有名且活到现在的武汉三镇的名称说道说道。也不易说清。

武汉市江夏区江夏四中附近的沙羡街路牌（江夏中医院江婷拍摄）

三

历史上的武昌，长期居于三镇老大的位置，不仅因为其块头大，还因为位置紧要，成名早。

陈寿《三国志》记载：“二年四月，刘备称帝于蜀。权自公安都鄂，改名武昌，以武昌、下雉、寻阳、阳新、柴桑、沙羡六县为武昌郡[9]。”“二年四月”指的是“魏黄二年”，就是曹丕称帝的第二年（公元221年），《三国志》以曹魏为正统，纪年依魏。孙权在武昌经营8年，到了229年，孙权称帝，顺理成章定都于武昌。

随着三国鼎立态势形成，荆州等长江中游的地理位置日趋重要，孙权将战略支点上移，明确昭示，要“以武而昌”。

彼时的武昌，实为今鄂州，今日武昌那时称夏口。夏口江边有黄鹄山，“黄鹄山东北对夏口城，魏黄初二年，孙权所筑也......对岸则入沔津，故城以夏口为名，亦沙羡县治也[10]。”夏口城是武汉市区内第一座有明确纪年的古城。“沔津”即汉水入江处。黄鹄山就是蛇山，也称黄鹤山，从“鹄”变为“鹤”，很多地名都经历了这样口碑相传中想当然的转音过程，配套的美丽神话也必然应运而生，讲创作我们一直自带流量。

附带一笔：据《元和郡县志》：“吴黄武二年，城江夏以安屯戌地也。城西临大江，西南角因矶为楼，名黄鹤楼[11]。”原来黄鹤楼最初本是座瞭望塔或碉堡。这也难怪，修夏口城本来就是把武昌定位于长江中游的重要军事拱卫基地。夏口此时也是江夏郡和沙羡县的治所。苏轼《前赤壁赋》“西望夏口，东望武昌。”苏辙《赤壁怀古》诗“新破荆州得水军，鼓行夏口气如云。”让两兄弟发思古幽情的，是当年明月。

隋文帝开皇九年（589年），“江夏郡旧置郢州......平陈，改置鄂州[12]。”记得在本文《上篇》中提到过这个南朝的最后一朝。隋灭陈后，今武昌改鄂州。唐元和元年（806年），这个“鄂州”升格了，设武昌军，这是“武昌”之名西移的肇始。这里成了东南贡赋转运中心，地位日显重要。宝历元年(825)，宰相牛僧孺鄂州刺史、武昌军节度使一肩挑，治鄂6载，将武昌(当时称鄂州)的土城改为砖城，北临沙湖，南抵紫阳湖，规模空前，为本地繁荣奠定了基础。而今之鄂州仍为武昌县治所，地位逐渐被新武昌取代。唐中期两个“武昌”同时存在，唐代诗人刘长卿的《孙权故城下怀古，兼送友人归建业》诗里，故有“上下武昌城”之说：

雄图争割据，神器终不守。

上下武昌城，长江竟何有。

古来壮台榭，事往悲陵阜。

寥落几家人，犹依数株柳。

唐宋以降，武昌始终不失其“用武之郭”的战略地位，治所时而“军”、“郡”，时而“州”、“府”，老大地位不可撼动。江夏郡自汉初设置，辖区常变，名字长在，直到唐中叶始废；1913年，有一千多年历史的武昌县（鄂州）改寿昌县，1949年鼎革，改鄂城县；老资历的沙羡自隋初改为江夏县后，1913年改为武昌县，一直到上世纪改开后复更名江夏区（史料琐细，恕不一一）。肥水不落外人田，两千多年里，“鄂州”“武昌”“江夏”这几块响当当的金字招牌，在这三个地方转来转去交替冠名，映衬着一代又一代统治者的王图霸业和似水流年。

武昌城（昔鄂州夏口城）示意图

四

汉阳是武汉境域内最早有人类活动的地方，1997年，在汉南区纱帽山（原属汉阳县）发现了距今1～5万年的古人类头盖古化石，被命名为“汉阳人””化石。汉阳甚至是地球上最早有脊椎动物生存的地方，在汉阳锅顶山曾发现4亿多年前的鱼化石。这种古鱼类还没有进化出牙齿，被命名为“汉阳鱼”。

据《隋书.地理志》：“汉阳，开皇十七年置，曰汉津，大业初改焉,有沌水[13]。”

就是说，在“开皇十七年”，即公元597年隋文帝时期，称汉津，到了“大业初”（公元605年），隋炀帝君临天下，改汉津为汉阳，这应该是汉阳地名最早的官方版本。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，从彼时起，武汉境域正式开启“双城模式”。

那时的汉阳棹歌欸乃，诗情画意。元安庆郡守余阙曾有《登太平寺次韵董宪副》诗:

野人篱落通潜口,贾客帆樯出汉阳。

汉口也是诗人热衷于吟咏的对象，李白有《赠汉阳辅录事二首》：

汉口双鱼白锦鳞，令传尺素报情人。

其中字数无多少，只是相思秋复春。

那时的汉阳与汉口在地理上连在一起，不分彼此。虽然汉口作为地名早就出现于《北史》《南史》《隋书》等各种史书中，但在武汉三镇中，汉口资历最浅，这块湖沼蛮荒地一直只是汉阳的一部分。在明洪武年间还罕有人烟，明中叶才开始有人居住，最初是一户张姓（一说萧姓）在此落户垦荒。

汉口的真正兴起不过500多年的历史，这得益于一次水文地理的大变迁，即汉水改道。

历史上汉水改道有过多次，个中原因得从江汉平原的水系渊源、特点说起。《尚书.禹贡》上说“荆及衡阳惟荆州。江、汉朝宗于海，九江甚中，沱、潜已道，云土、梦为治[14]。”《尚书·禹贡》是一篇产生于战国时期，托名大禹的地理名作，古人对其推崇备至，《史记》《汉书》皆载其全文。《禹贡》和柏拉图的《理想国》差不多同时期产生，都是关于国家治理方案的经典文献，《禹贡》以地理为纲，经天纬地，句句实锤，《理想国》虚构故事，通篇隐喻。《禹贡》就是华夏先民心目中的《理想国》。分处东西方的人类在同一历史时期不约而同地仰望星空，有点量子纠缠的意思。

《禹贡》这段话说的是我们江汉平原的前世今生，我对这个深有兴趣。这几句话寥寥数语，信息量很大——。

1、荆山和衡山南面是荆州，长江、汉水象诸侯觐见一样奔向海洋；

2、（待）洞庭湖（九江）的水系大定了；

3、（待）沱水、潜水均疏通以后；

按：“水出江为沱，汉为涔”，“涔”亦作“潜”。一说沱水在今湖北枝江县东，一说沱水就是夏水。潜水泛指潜江境域的古汉水支流，与今潜江竹根滩镇附近的芦洑河有关联，均已消失（恕不逐一引证）。

4、云梦泽一带就可以耕作了。

按：“云土、梦为治”若详细释义，讲清云泽与梦泽的来龙去脉，得一篇专文的篇幅，打住。

古云梦泽与江汉平原示意图

远古时代，汉江下游为洪泛区，低洼的江汉平原地处古云梦泽的主体范围内。秦汉以前，云梦泽还是绵延广袤的湖泊，江、汉流到这里呈漫漶状态，河道常消失在云梦泽巨大的水体中。季节更替、水位消长、江湖不分。古代作者常把江汉、江夏、夏水、沔水等混称，而且各史料之间时有不一致和相抵触处。水势不定，古人也犯迷糊，引得专家学者们争来争去捣糨糊。在此生息的先民们，世代在自己那一亩三分地里打转转，恐怕更分不清哪是江、哪是汉、哪是湖泽。

不过，这并不影响先民们“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”过自己的小日子。每年汛期，长江、汉水夹带大量泥沙在这湖泽盆地沉积，天长日久，逐渐形成江汉内陆三角洲，而湖面则不断分割、退缩。到如今，长江两岸的洪湖和洞庭湖算是云梦泽硕果仅存的大湖泊了。唐宋时，古云梦泽已演变成平原与湖沼杂陈的自然地貌，河道纵横交错，湖泊星罗棋布。巨大的湖泽天然具有强大的洪水调节能力，伴随着“千湖之省”的美誉，农耕文明在美丽富饶的汉江平原上日臻成熟。丰水期枯水期随季节交替，水清濯缨，水浊濯足，悠然自得。想当年，我的家乡岳口之所以不惧洪水，敢在汉江大堤上修建繁华的堤街，正是由于云梦、洞庭等湖泊就像大地之肺，呼吸吐纳，包容万物，只要不是汛期，就可以或经营、或耕作，各安其道，休养生息。宛然便是宋.徐俯在《鹧鸪天》词中描写的悠悠水乡景致：

七泽三湘碧草连，洞庭江汉水如天。

朝廷若觅元真子，不在云边则酒边。

元真子都出来了，是不是有点道法自然的味道？

美丽的家乡江汉平原

流过江汉平原，抵达武汉境域，快融入长江了，汉水继续着自己“散马无笼头”的飘忽舞姿，不是径直向东，而是迂回漫入汉阳（含汉口）众多湖泊，然后在多处分汊入江，并无恒定的入江主道。向南的舞步，与至今尚存的后官湖、南太子湖、三角湖、龙阳湖等亲密接触，然后，约略在龟山南边如今已消失了的鹦鹉洲、还有白沙洲等处入江，《尚书.禹贡》中的“入于大别，南入于江”就是说的这条入江路线，“大别”，大别山，指龟山；也有流经墨水湖和月湖的，可能在龟山北边即现在的入江口入江，但非主流；还有从今东西湖区的新沟到黄陂县武湖的沙口这条路线，也是汉水入江故道；向东北方向的流向，明代的汉阳方志叙说较详：“襄河，离汉口北岸十里许，即古汉水正道。汉水从黄金口入排沙口，东北转折，环抱牯牛洲，至鹅公口，又西南转北，至郭师口，对岸曰襄河口，约长四十里，然后下汉口[15]。”如今汉口的北湖、后湖、菱角湖等都是汉水迂曲回旋留下的纪念。

汉水分汊入江历史的终结，缘于明成化初年连年的大洪水。《明史.志二十.地理五》记载：“汉水自汉川县流入......成化初，於县西郭师口之上决，而东从山北注於大江，即今之汉口也[16]。”

“成化”为明宪宗朱见深的年号，郭师口，就是今之郭茨口，“山北”即龟山北边。在1465~1470年的几年间，汉水中下游连年洪水，多地溃口，浊流咆哮而下，“很黄很暴力”地径向东去，自郭茨口一带裁弯取直，硬生生冲开一条主河道，在龟山北麓龙王庙处注入长江。

汉水改道，改变了汉阳的版图，把汉阳从中间一分为二。汉水之南为汉阳府衙所在地，所以南边仍然称汉阳（按阴阳学说，水之北才为“阳”，此时也顾不了啦），汉水之北则为汉口。

汉水客观上成了“大汉口”崛起的助推剂。汉口处于沟通长江、汉水和南水(洞庭湖水系)三大水系的枢纽地位，港阔水深，形成了以前武昌、汉阳港埠无法比拟的巨大地理优势和运输潜力。此时正值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早期，商品经济兴起，汉水之上，陕西商船长年络绎于途。汉正街那时还叫“正街（官街）”，近水楼台，成为汉口崛起的引擎。万历版《汉阳府志》的“总修”，刑部主事秦聚奎在该《志》有记：“汉镇市民，不事田业，惟贸易是视，前此商船四集，贸易纷华，风景颇称繁庶[15]。”这是一次长达数百年的梦幻般发展之旅，老字号叶开泰、谦祥益、汪玉霞、曹详泰等相继在此发迹。

“十里帆樯依市立，万家灯火彻宵明。”明清之际的汉口已相当繁盛，位列四大名镇，号称“天下四聚”之一。到了1898年，张之洞奏请将汉口分治成立夏口厅，汉口遂从汉阳县治下正式划出。现在有武昌区、汉阳区，却没有汉口区，汉口中心城区分为硚口、江汉、江岸三个区，它的规模太大了。

得益于在一次“不可抗力”面前的“顺其自然”，汉水改道后，隋代以来武昌、汉阳夹江并峙的双城模块，演进为三镇鼎立格局。武汉在全国的经济地位迅速上升，成为“楚天第一大都会”“东方芝加哥”。我们看到了大自然左右人类历史发展的磅礴力量，“天行有常，不为尧存，不为桀亡。”个中深味，耐人咀嚼。

清宣统初年（1909年）的汉正街码头

五

如此显赫的声名和实力，直到近百年前，武汉依然不是正式的城市名称，尽管武汉的称谓已频繁出现于各类公私文书中。如在《清史稿》中就俯拾皆是。随便举例——《清史稿.列传一百九十三》：“......武昌三陷，汉阳四陷，东南数省，受害惟武汉为甚。”武汉二字还N多次出现在《曾国藩家书》，以及曾国藩、胡林翼等清军将领的相互往来信札中。更早些的，是我曾在《上篇》中提及的，清初计六奇的《明季南略》，其《粤纪.续.卷十三》：“......乙酉三月，左焚劫武汉趋江南。”这些史料中的武汉，盖为武昌、汉阳的略语，实作“武、汉”解。

三镇在行政建制上正式合称为武汉，是1927年元旦，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宣布将武昌、汉口、汉阳三镇合为京兆区，定名武汉。

再没有比用武汉这个名字冠名武汉三镇更合适、更能引人自豪的了——

武：多引申为英勇果敢的意思。许慎注“武”无它，就是一段典故：“楚庄王曰：夫武，定功戢兵，故止戈为武[17]。”这位“一鸣惊人”位列春秋五霸的主子，将“武”反其意而用之，意味深长。

汉：《说文》注：“汉，漾也。东为沧浪水[17]。”指汉水。段玉裁解释此处的“漾”为“言其盛也”；汉字也算是华夏民族的logo了，汉族、汉人、汉语、汉朝等；又泛指浩瀚星空，星汉、霄汉。萧何说:“语曰天汉﹐其称甚美。”《诗经··云汉》有云：“维天有汉，监亦有光。”多好的名字，多好的地方！弄不清爽都不好意思。

民国时期的国立武汉大学

武昌以武而昌，汉阳缘水而变，汉口因商而兴，各有际会，互为犄角。有道是“江汉汤汤，武夫洸洸。”在一页页泛黄的史籍里，领衔主演的，是“本纪”“世家”“列传”里那些招展大王旗的风云人物；这块土地上生存的世代子民，不过是史书中一串串多少“户”多少“口”的单调数字，他们的血肉躯连同沧桑史，一如旧迹难寻的古襄河故道和汉口的后湖、菱角湖等众多湖泊一样，都消失在历史的淤泥中。

不管为谁辛苦为谁忙，武汉日益坐大，焕然如新。百余年前的辛亥首义第一枪，是武汉力图跃上全国政治中心的振臂一呼。古老的武汉已着盛装，新兴的武汉豪兴飞扬。世纪风云，百年宏章，欲予评说只能是续篇的内容了，如果还有续篇的话。

据说人都是亲水的，武汉百湖之市，两江汇流，既坐享舟楫之利、濯缨之悦，又与水患兵燹辛苦遭逢，饱经劫难，载舟覆舟，悲欣交集。

我觉得许慎对沧浪似乎青眼有加。说“汉”，是“东为沧浪水”；说“浪”，又是“沧浪水也”，“沧”释义最简：“寒也”。阅之默然。

影印本看得眼睛疼。

看又如何，不看又如何？

浪奔浪流，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

仍愿翻百千浪，在我心中起伏够

（待续）

2020. 清明，于武汉

（责编：鳝鱼臊子）

【参考文献】

[1]张承志.《诗的考古学》.《文学自由谈》。1987.(5).